下午請了個假，來到台北光點，喝一杯咖啡，看一部一直想來看的電影，漢娜鄂蘭(Hannah Arendt)，她對多數人可能是陌生的，但對政治學系出身的人，就不會陌生，她可是20世紀極具權威的自由主義學者，台灣對他研究的翹楚可能就首推我們行政院長江宜樺。
這部電影討論的議題很嚴肅也極具哲學性，大戰結束後15年，以色列到阿根廷綁架了隱姓埋名逃亡15年的納粹劊子手艾克曼，將他起訴判刑，而漢娜鄂蘭親臨審判，以一位曾遭希特勒迫害逃出集中營猶太人的身分，幫紐約客雜誌寫了納粹戰犯艾克曼在耶路撒冷——關於平庸無奇的罪惡的報導，進而引起軒然大波。
漢娜鄂蘭承認集中營內的事情，是極端邪惡之事，但他發現艾克曼卻非極端邪惡之人，他只是個如我們一般的平凡公務員，依法行政，他的職責就是送猶太人搭上前往集中營的火車，而無思考所為背後的善惡，因此漢娜鄂蘭將這種公務員行為稱之為「邪惡的平庸」，因為殺600萬人，這不是希特勒一個人可以辦到，而需要國家機器為之，這就涉及到由許多執行屠殺個人所組成的官僚系統，這衍生出「集體罪刑」的概念。
而追究這個官僚體系中的某一個人，並無法僅以納粹邪惡或殺人罪這樣簡單論述為之，漢娜鄂蘭進一步思考什麼原因，可以讓人如此容易｢依法行政」而無視所為背後的邪惡，這種邪惡甚至當時德國人也默許，被害的猶太人甚至也有人推波助瀾，她終其一身想了解的就是這種邪惡本質
艾克曼到底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是否處於判斷行為嚴重性的位置，是否該為他清楚他在做什麼而承擔法律責任？而一個普通人得花多長時間，才能克服內心對罪惡的反感，而一旦克服，又會發生什麼事情？
我們判斷是非對錯，關鍵在於我們選擇的同伴，選擇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，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、不再關心事不關己的議題、只要我們漠視他人的需求，那邪惡勢力便會大舉擴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