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曾經戴滿我們六年級生滿滿回憶,以及在滿滿遺憾中,敦南誠品謝幕。而在差不多的前後時間,銅鑼灣書店,一間不起眼的小書店,重啟在台灣。該恭喜嗎?那是今日香港悲劇的結果!但不該祝福嗎?那也許將是點燃明日香港自由的火炬。儘管我知道隨著數位科技發展,傳統書店經營不易,但本於對「自由」的信念,帶著兒子,拜訪這傳奇書店,除了幫兒子買了繪圖讀本,也幫自己也帶上兩本「漢娜.鄂蘭」的書,做為對書店、對自由、對香港的支持。
一、銅鑼灣書店的故事
(一) 以銷售中國禁書聞名的小書店:銅鑼灣書店
香港銅鑼灣書店,一間香港的傳奇性書店,1994年由香港人林榮基創辦,而後賣給了由桂民海、呂波、蔡嘉蘋(筆名舒非)三人持股的巨流傳媒有限公司,而林容基則留任店長。但銅鑼灣書店的高知名度,可能跟我們理解如誠品、金石堂等大型書店不同。銅鑼灣書店就僅是一間藏身在香港公寓中的小書店。但因銷售許多被中國當局列為禁書(涉及中共當局政治鬥爭及八卦的政治性書籍),而因此聞名。許多中國遊客,都會專程來此購買禁書,而且越敏感的書越受歡迎。銅鑼灣書店這樣的背景,在英國統治時期並沒大問題,在港人自治的初期也沒有太大的狀況,但隨著中國政府加大了對香港統治力道,這樣微不足道的小書店,終究成為中國統治者眼中容不下的一顆石頭(BBC中文:2018香港書展 寒蟬效應下被萎縮的自由出版市場)。

(二) 銅鑼灣書店5位書商消失事件
2015年10~12月間,銅鑼灣書店三位股東桂民海、呂波、李波,還有林榮基,以及書店業務經理張志平等五人,先後失蹤。2015.11.6博訊新聞網首發了一則《香港出版人桂明海(阿海)疑在泰国被绑架》新聞,披露這件事,而後香港媒體端新聞也在同一天,採訪了李波(股東蔡嘉蘋的丈夫,2015.12.30於香港送書給陌生客人後亦失蹤),證實了銅鑼灣書店有4人先後「失蹤」(香港禁書書店老闆「被消失」奇案)。而後這5個人在失蹤數月後被證實人都在中國,並且「認罪」。除了具有瑞典國籍的桂民海外,其餘4人於2016年回到香港。 林榮基在返港後於2016.6.18招開記者會,說明了失蹤的原委,並說「我是5人中負擔最少,若我不發聲,對不起港人。這些事,將來也會發生在香港人身上」(銅鑼灣書店店長不顧威脅,失蹤8月後開記者會曝光拘押全過程),2019年林榮基流亡台灣。另外桂海民則應該是這起失蹤案最關鍵人物,李波當年在接受英國BBC廣播匿名訪問時指出:「我頗肯定桂先生是他們的頭號目標。他們想阻止桂先生出版那本書」(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「人間蒸發」震撼出版界)。桂海民後因曾經的交通事故罪,被關了2年(2017年釋放),但因為仍有其他案件在審,所以無法出境,也因為桂海民的瑞典國籍身分,引發了中國、瑞典間的外交摩擦,桂海民的女兒極力的為桂海民尋求各種管道的發聲,她同時說有人以他父親的審判向她施壓,希望她能停止對桂海民的羈押進行公開討論(Gui Minhai: Hong Kong bookseller gets 10 years jail)。而弔詭的是,桂海民本人於2018.1.20再度被捕後,透過中國媒體播出錄影,指責瑞典政府煽動(sensationalising)他的案件(Gui Minhai: Chinese press attacks Sweden over bookseller)。桂海民於2020.2.24因「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」被寧波法院判處10徒刑(寧波法院:桂敏海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案一审宣判)。

(三) 銅鑼灣書店重啟在台灣
林榮基在接受BBC採訪時說:「如果這個國家或地區剝奪你自由生活的權利,導致生存成了問題,你就應該選擇離開。」2019年4月,林榮基因香港政府宣佈修訂《逃犯條例》,離開香港到台灣,成為首波因《逃犯條例》修訂而流亡台灣的香港人(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台灣專訪:擔憂香港 重操書業對抗強權)。2019年9月5日林榮基在網路募資平台(FlyingV)發起了募資活動「銅鑼灣書店|台灣重啟|為自由的靈魂而開」,目標額度是新台幣280萬,不到24小時內就募到預定的金額,最終共募得新台幣5,977,350元(銅鑼灣書店|台灣重啟|為自由的靈魂而開)。也開啟了銅鑼灣書店重起在台灣之路。

2020年4月25日,林榮基在抵台一週年之際重開「銅鑼灣書店」,他向當日在場媒體表示,「我開一個書店,也是一個反抗」(銅鑼灣書店:店主林榮基說,「我開書店也是反抗」)。林榮基在募資平台中的提案寫道:「自由香港,容不下爭自由的港人」,蔡英文總統也在2020年5月29日造訪了台灣銅鑼灣書店,親筆寫下一張紙條:「自由台灣撐住香港自由」,作為台灣對香港的回應。

二、台灣銅鑼灣書店
(一) 銅鑼灣書店經營模式
銅鑼灣書店延續了在香港的經營策略。就經營上,鎖定特定小眾讀者為目標客群。這類型的客戶,或許人數不多,但基本上只要前來書店,會比漫無目逛書店的消費者,進行購書的消費行為機率大上許多。而在有限經營資源下,舒適閱讀環境及多元大眾讀物,就非經營上所需優先的考量。而是交通上必須提供欲前來購書的消費者,一個方便易達的交通環境。因此在租金及裝潢等各項經營成本考量下,在市中心的精華地帶,聚焦特定書籍種類,減少不必要的庫存。選擇大樓內小單位作為經營地點就是很合理的選項。不論選擇在香港的銅鑼灣,或是台北市的南西商圈,那經營模式的邏輯都沒差太多。
(二)南西商圈大樓內的一個平凡小房間
銅鑼灣書店,重啟在台北市南西商圈,位於南京西路中山捷運站出口的住辦大樓內。從中山捷運站3號出口走上來,就是銅鑼灣書店目前所在的大樓,一樓是「金興發生活百貨」,而銅鑼灣書店則在同棟住辦大樓的10樓。就交通上,台灣銅鑼灣書店對消費者是極為方便。


銅鑼灣書店交通便利,但所在大樓卻是極為平凡。台北市常見多單位住辦大樓內的平凡小房間,在書店10樓門口外有一個稱不上具設計感的招牌,但卻也夠醒目。銅鑼灣書店目測頂多就十來坪,在這開幕期間,許多支持香港的朋友都會特別前來,讓這小小書店熱鬧非凡。


(三)銅鑼灣書店-漢娜鄂蘭系列的書籍
或許許多人以為,這書店是以中國當權者的內幕八卦書籍為主,但自己走了這一趟,其實看見這書店在安排書籍上,有著對香港未來及自由的卑微渴望。在主要書架醒目位置上,看到一排關於「漢娜.鄂蘭」的書籍,對我這是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,從沒在台灣任何書店中看到過這樣安排。
漢娜.鄂蘭(Hannah Arendt),一位猶太裔美國學者,在納粹集中營中活下來,是20世紀被公認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之一,她的研究主題圍繞在權力的本質、統治的邪惡。1961年,她以政治學者、猶太集中營倖存者的身分,幫《紐約客》雜誌(The New Yorker)至以色列,採訪報導納粹戰犯-艾希曼(Adolph Eichmann)的審判。她認為集中營之事是人類極端邪惡行為,但審判過程中,漢娜鄂蘭發現Adolph Eichmann並非十惡不赦之罪人,他只是個平凡的公務員,依法行政、奉命行事,甚至可能從未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邪惡,她質疑審判Eichmann個人行為的意義。這看似幫Eichmann行為說話的觀點,引起了軒然大波,以及猶太人、保守派的批評,但漢娜鄂蘭其實並無意幫Eichmann開脫,相反的,漢娜鄂蘭知道這種平凡人無視(不知)自己所為的邪惡,才是納粹邪惡能成為邪惡的關鍵,這種關於政治體制上邪惡概念的拆解、重組,也成為漢娜鄂蘭思想體系最重要的部分。

小小的書店,在有限的空間中,擺置了相對多的「漢娜.鄂蘭」書籍,這些書對政治學系學生都算艱澀,更遑論對一般人,這絕對不會是暢銷書,但或許這就是書店的用意,在動盪年代中,保持頭腦清楚,知道「我是誰」,平凡人對統治者邪惡的無視、默不作聲,正是邪惡滋長蔓延的溫床。我們判斷是非對錯,關鍵在於我們選擇的同伴,選擇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,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常態、不再關心事不關己的議題、只要我們漠視他人的需求,那邪惡勢力便會大舉擴張。

三、自由價值是理所當然的應被保護
我,一個業餘的背包客,偶爾寫寫旅遊部落格。「國家安全」、「政治議題」原本距離我應該是那麼的遙遠。我在這個國家理所當然的自由氛圍中養成自己的信念,在數位科技發展中,享受著垂手可得的資訊。我輕鬆自在的寫我想寫的東西,去我想去的地方。而這種自由氛圍,就是個人自由意志得以完全解放的關鍵。

我在寫部落格的過程中,結識了些許喜歡旅遊的香港同好,也因此可能比一般台灣人,更能體會過去這一年多來香港人面對的恐懼(當然也有些朋友是支持港府的藍絲)。尤其在科技與統治關係中,中國所形塑的數位視角,讓科技變成有效率的統治工具,築起高牆,監控人的思想。就一個部落客角度,我很難去想像,少了自由討論、碰撞、激盪的空間,創新是否還有可能?人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?我不認為應該以「道德」去神話香港抗爭的年輕人,或這個銅鑼灣書店。我只認為政府不該成為道德監督者,用看不到的方式,審查我們有沒有越界。而少了自由,數位科技發展,最後就只會變成「上帝之眼」(God’s eye),那跟電影《魔鬼終結者》中的「天網」有何不同。

我知道過國內生產毛額(GDP)並沒有計入民主價值,也知道Google的資產負債表中看不到自由氛圍,更知道民主自由不能當飯吃。但我相信自由氛圍是我們世界運作中的重要養分。NBA選手的成就,應該靠的是天賦與努力而不是愛國;偉大企業,靠的是創新與營運能力而不是政治正確。而就一個旅遊背包客而言,我也不用對統治者逢迎拍馬,只要努力的寫好文章,自然有人會閱讀,這些我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事,不就是我們該共同珍惜的民主價值,當這自由價值被威脅時,當邪惡開始橫生,為我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價值發聲,不也應該是如此的理所當然。
銅鑼灣書店:
- 地址: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5-1號10樓
- 官網:銅鑼灣書店-台灣重啟/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