親子戶外教學：國家人權博物館-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

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「人權紀念碑」，由7977塊黑石組成，其中每一塊小塊黑石，都鑲了一個人名，刻印、紀錄1947-1990年間政治受難者姓名。人權紀念碑，也代表我們這一代幸福台灣人，銘記台灣邁向民主過程的經歷。而更重要、也是最終的期待，是告誡我們及往後每一代的子孫，不能、也不准再一次讓類似不堪往事降臨台灣。

國家人權博物館-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，沒有山光水色，沒有歡愉嬉笑，嚴肅莊嚴的氛圍，帶有一絲陰森恐怖，走在其中每一步都讓人壓抑。這裡曾經是悲劇的現場，對生活在沒有恐懼、輕鬆迎接每日升起太陽的小小台灣之子，這樣的假日安排，似乎稍嫌沉重，但這又何嘗不是最佳的親子戶外教學地點。終究，不讓民主倒退、不讓威權重現、不讓任何人再經歷這樣的恐懼和痛苦，是每一代台灣人必須傳承下去的責任。 

嚴肅莊嚴的氛圍，帶有一絲陰森恐怖，走在其中每一步都讓人壓抑。這裡曾經是悲劇的現場。這樣的假日安排，似乎稍嫌沉重，但這又何嘗不是最佳的親子戶外教學地點。

國家人權博物館-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，位於新店秀朗橋旁，星期日午後我們父子慢慢從大坪林捷運站晃過來。

園區有定時導覽，每天上下午有各一場。當然也可以不參加導覽自行參觀。

國家人權博物，轄有「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」及「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」兩處園區。其中「景美紀念園區」原為「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」，位於新店秀朗橋旁，從大坪林捷運站走到園區僅需15分鐘。景美園區前身曾為軍法學校、軍事法庭、看守所，戒嚴時期為軍事、政治案件之審訊、羈押地方，許多政治受難者於此遭到包括死刑在內的判刑。當年的「美麗島事件」舉行的世紀軍法大審，就於此地「第一法庭」舉行，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因「江南案」也在此服刑。「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」在台灣人民爭取人權發展的歷史中，具有特殊意義。 

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，原為軍法學校，1968則改為看守所、軍事法庭。

民主化是一個進程，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、1991年《懲治叛亂條例》廢除、1992年《刑法100條》修正。至此，法律在言論、思想上的箝制才算真正的解除。1996年台灣完成首次總統民選，更是民主化的里程碑。但民主化與民主鞏固又是兩件不同的事，多數決的民粹，是否可能又形成另一種恐怖？在我看來，民主深化過程，人權、法治素養更具關鍵。

閒來無事的星期日，忽然想起去年（2022)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。24小時不到的驚天一訪，其中她特別選擇了「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」參訪。隨著小朋友逐漸長大，也是該讓他逐漸了解歷史的時候。一直以來，我都認為每一個人應該試著接受人文素養養成，人文教育目的不在訓練特定專家，也無法幫助我們取得社會中所謂的成就，但培養好奇心、批判性思考和自我懷疑精神，有助於我們在壓力下思考，以及不至於使我們違背人之所以身為人的價值。 

為什麼平民要接受「軍法審判」？這個今日看起來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譚，存在台灣的時間，比我們今日認為的理所當然還要更久。戒嚴時期的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十條：「犯本條例之罪（叛亂罪）不論身分，概由軍事機關審判之。」但這只是控制審判過程與結果的手段，最惡名昭彰則是當年的所謂「二條一」（懲治叛亂條例第２條第１項）內亂罪「死刑」，還有刑法100條的「意圖叛亂」的思想解釋。戒嚴期間如果參加「讀書會」或找二人以上參加讀書會，就有可能成為叛亂犯。而其刑罰罪責之程度，就看讀什麼書，可大、可小、可無。法治國基本原則：法律保留、罪刑法定、無罪推論、不類推適用、不溯及既往、罪疑唯輕、比例原則蕩然無存。而奠基於「懲治叛亂條例」、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」兩種特別刑法，還有當時刑法100條，取而代之的是「有疑必罰」，讓人人心中有「恐懼」。還記得。當年進大學的第一堂就是憲法課，老師在黑板上寫下兩行字「rule of law；rule by law」，而法學緒論期末考則出現了這題目「惡法亦法？惡法非法？試申論之」。我承認當時即便再怎麼死嗑教科書，也無法掌握簡單幾個字的精髓，而是在畢業後多年的某一天頓悟，才赫然發現當年的大學生活，我曾經歷過一場知識論、方法論上的「啟蒙」。

軍法審判的特色：速審、非公開審判（秘密）。而公平即是正義，或者說司法即是正義，我們期待有罪受罰、無罪釋放，並希望天縱英明的人來迅速完成正義。但人終究不是上帝，卻必須做上帝在做的事。我只相信在人的極限下，僅能做到「不完美的正義」，或者說「程序正義」。想當神的人，像今日普丁、金小胖、習近平，最快方式就是讓反對者不敢講話，剩下的聲音就是正義。

國家人權博物館-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，除了提供10人以上的團體預約導覽服務，每日上、下午也各有一場定時導覽（上午10:30，下午2:30)，無需預約，逕至服務中心集合。我們父子就是跟著解說員參加下午場的解說。整個園區儘管不算大，但每一棟建築、每一間房間、每一個角落，都可以說出無數的故事。所以整個參訪行程長達2小時，解說完畢後，園區還有許多地方可以看看，因此前來人權博物館大概需要半天的時間。 

讓8歲小朋友接觸這段歷史，是我刻意為之。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之一，她認為納粹極端邪惡卻是一種集體罪行，沒有平凡公務員「依法行政、奉命行事」；沒有普通老百姓「默不做聲、事不關己」，那納粹就不可能為納粹。一般人的「不思考、不質疑、不發聲」，是漢納鄂蘭認為邪惡會蔓延的原因。儘管前來人權博物館背後存在的深度問題，並非小朋友這年紀可以理解，而長大後他也可能有自己的世界觀。但不論未來他是何種政治傾向，也不論未來職業是登山家、工程師或商人。我們必須尊重、保護每一個人追求生命、自由、財產、幸福的權利。那就是我們來到人權博物館的最大目的。

參加定時解說，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了解這裡的歷史。

服務中心旁的一棟低矮、不起眼建築，就是所謂的「第一法庭」，也是1980年「美麗島大審」進行的地方。這棟建築並沒有經歷太多整修，而是將美麗島大審當時的法庭樣貌原狀還原。美麗島事件及美麗島大審在台灣民主化進程，及後來的政治影響都是多方面及深遠。其中受審的林義雄、呂秀蓮、陳菊、黃信介、施明德，還有辯護律師陳水扁、謝長廷、蘇貞昌等人，幾乎就是往後40年台灣政壇的風流人物，影響了台灣一個世代政治走向。但回到法律層面，這場世紀大審，為首次在威權統治下的「公開審判」，期間並允許媒體進場與報導。

服務中心旁這棟不起眼建築，就是「第一法庭」，也是當年「美麗島大審」的地方。

第一法庭原狀還原了當年「美麗島大審」的佈置與景觀。

1970年3月18日美麗島大審開始，當時這是對台灣未來影響深遠的一場審判，最有名的就是被告與辯護律師群，這群後來的政治風流人物，幾乎主導了21世紀第一個20年的台灣政治發展。我想包含蔣經國、陳水扁兩位精於政治判斷的前後任總統，大概在當時也算不出這場審判對後來的影響。

秘密審判是軍法審判的常態，但當時首度破天荒地公開審判，法庭中因此也有了本圖後方的旁聽席，記者也可以旁聽、發稿。美麗島大審，公開審判、沒有死刑、從寬量刑，據說是當年蔣經國總統指示。

美麗島大審充斥太多歷史的偶然與巧合，包含：國際壓力、統治者、被起訴者、辯護律師，各自撥算著心中小算盤，在一個不知要稱為「必然」或「偶然」的時間點擦出火花。但「公開審判」在50年的威權統治期間只能稱之為個案，更多時候，理想主義者、天生叛逆精神者、或只是「衰洨」者，在不應該的時間，出現在不應該的地點、生在不應該時代，觸犯了一律由「軍法審判」的「叛亂罪」。軍法審判特點：從重、從快、不公開，捉人、起訴、審判、到槍決，甚至可以20天搞定。當中或有人「罪刑相符」，但更多時候就變成今日所謂的「政治受難者」。 

軍事法庭，不起眼的一間小建築，幾乎在把能違反的法治國原則都違反了一遍下，才能迅速定案，也造成了許多無辜的悲劇。依據後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統計，當人們走進軍事法庭，要無罪或不起訴大概只剩1/15的機會。

軍事法庭中的軍法官席，位於法庭正中央高處，比較特別的是檢察官席位也被挪上來這排。

律師座位，位在法官與被告的中間，似乎變成審判中的客觀第三者。雖然座位很搞笑，好像學生桌椅。多數被告在軍法審判中根本不會請律師，既然結果早已定，何必請律師，既然軍事法院中的律師位置只是種形式，又何必太在乎的弄呢？

在第一法庭旁，另一棟平房建築內，為當年的「軍事法庭」。軍事法庭內有三間法庭，中間法庭較大，另有兩間小法庭。當時在這裡開庭審訊的案件都是秘密審判。而從軍事法庭內的座位安排，我們可以一窺當年的所謂「國家機器」。今日的刑事訴訟中，攻、守當事人為檢察官及被告，既然同樣是當事人，那麼兩造應屬同一高度位置，而法官則居中高位，以公正第三者進行司法裁判，這也是目前刑事法庭的座位安排。但當年檢察官是與法官併排而坐，位於法庭最高處，軍法官席對面的低矮桌子則是被告席，辯護人則位於一旁小桌子。這樣座位安排態勢很明顯，檢察官、法官代表國家居於高處，對面居低位的則是被告（人民），一旁不起眼的辯護人位，反而比較像是居中的客觀第三者，當然是秘密審判也就沒設旁聽席。小蝦米對大鯨魚，有罪、無罪取決最高位置的所謂國家意志。

今日的刑事法庭配置圖，法官居中，檢察官與被告則居於兩側。這樣安排關鍵是體現檢察官與被告對等，即便有些民主國家法庭安排，檢察官與被告是面朝法官，但也都會體現攻防兩造的對等，這更是法官基於中立第三者公平審判的展現。

這是當年軍事法庭的座位安排，檢察官位於軍法官席上與法官並排而坐，並位於高處與被告席對立相視。這樣座位安排已顯然成為被告與國家對抗，座位的高低，判決由軍法官席決定，結果自然不言可喻。權力不再分立、司法獨立性也成為從屬於國家機器下的一環。

白色恐怖時代，軍法冤獄可信手捻來。現場解說員跟我們說了一個馬來西亞僑生「陳欽生」的故事，對應著牆上「美新處、花旗銀行爆炸案」（1970~1971）。陳欽生，馬來西亞華僑，來台就讀成大化工系，因為中文不好經常前往台南美國新聞處（美新處）閱讀、找資料，適逢美新處爆炸案，因地緣、專業背景而被當嫌疑犯抓起來，並經歷「倒調塞濕毛巾灌鹽水、手指縫插針」等刑求，最終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而寫不出自白書，5週後爆炸案偵破，李敖等20人涉案。但陳欽生並未因破案而獲釋，再被以羅織「共產黨」罪名判刑12年，當年並引發台灣、馬來西亞外交糾紛。多年後，陳欽生與爆炸案主嫌碰面，抱怨為什麼把他害成這樣，結果所謂的「主嫌」只是說他們也沒犯下那個案子。迄今，爆炸案都還是一樁懸案。1988年，陳欽生終於得以返回馬來西亞，並得知母親曾替他準備「神主牌位」。此後，陳長年定居於臺北，並在事業上獲得成就，但刑求對他生體造成終生不可逆的傷害（參閱：一首應該反覆聆聽的綠島小夜曲：兩位政治犯的故事，端傳媒）。 

「美新處、花旗銀行爆炸案」，解說員跟我們說了一個政治受難者陳欽生的故事，當白色恐怖化作一則活生生的故事，任何人聽起來都會顯得沉重。從資料上看起來，陳欽生如果承認爆炸案，那搞不好刑期會低一點。而原來我們李敖大師還能搞爆炸案。而如果陳欽生與李敖在解嚴後有對話，那又會是什麼爆笑場面。所有不可思議的荒謬，都在軍事審判中成為真實。

有一天班長講，陳欽生有人來看你，我想怎麼可能（在台灣沒有親戚）……還沒進門，就看到母親遠遠的在那邊……「媽，我是被冤枉的。」……班長大吼不准說案情……「媽，妳放心，要好好照顧妳自己，我答應妳，一定會回馬來西亞去跟妳團圓。」就講了這麼一句話而已，我媽一直點頭一直點頭，我強忍住淚水，不敢哭，後來發現我媽抬起手來，放在窗子上面，放在那個地方，我知道我母親不敢相信我還活着，想碰碰我……我媽已經哭得像淚人一樣，一直哭，我還是繼續講：「媽，不要擔心，我一定會活着回去跟妳見面的。」當放下話筒，她慢慢離開，我看着她的背影，撐不住了，崩潰昏倒在地，不停抽搐……想念母親時，我會唱〈母親你在何方〉。 

-陳欽生

沈重的故事，隨著我們轉往「仁愛樓看守所」變的更加真實。當年許多政治犯皆曾羈押於此，例如余登發、黃信介、柏楊、呂秀蓮、施明德、李敖、陳菊等人。仁愛樓看守所，從警衛室、律師接見室、醫務室、福利社、面會室、押房、放封區。將受刑人當年的生活樣貌還原。受刑人4~5人擠在一間小牢房，每天僅有15分鐘放封時間。面會室也許就是最大的精神寄託所在。想想看，受難者的名字對我們尋常人家，僅僅是不認識的三個字，還有存在於教科書、新聞中，我們固然會沉重、難過，但如何感同身受。 

一間小牢房，關4～5人，一天僅有15分鐘放封時間，其實時間全部塞在這裡。

吃喝拉撒睡，都在這間房間內

對家人無盡思念，或許正是一種活下去的動力。

放封區，政治受難者每天有15分鐘放封時間，可以在這看得見天空的小區行走，但不准交談。

江國慶，一個與我同年的曾經年輕人，台灣最經典的冤獄案之一。1996年其服役營區發生人神共憤5歲小女童姦殺命案。但人在衰時，科學證據也會來踹他一腳，沾有被害人血液及江嫌精液的衛生紙、作案用的兇刀。儘管後來發現是烏龍證據，但當時鐵證如山，軍法無情。縱然審判時已出現對證據、對審判程序瑕疵的質疑，但限時破案、撫平輿論壓力，還有當時也真的看起來是他了。速審速決，從命案到槍斃，一年時間不到。同樣年紀的我們，如果沒死，現在應該也是有妻、有小孩了。我很想知道，當無罪的他聽到法官判處死刑，到真正赴死前，這段期間，他到底經歷了什麼？那應該是他人生中最恐怖的一段時光。等死，而為麼又要等死？害怕？不甘？怨懟？如果我是他，有辦法用言語來形容嗎？他死前的留言：「我一定要化為厲鬼，向害我的人索命！」。 

猙獰可怕的腳鐐，不過解說員說只有「死刑犯」才會戴。

會面室，家人或許是無罪之人於此撐下去的動力。

博物館目前開放「面會室」，也可以使用當年的面會電話（對講機），體驗當年牢內、牢外兩端的心情。當年面會僅能交談10分鐘，且必須使用「國語」，不能談論案情。

自由，與生俱來，是嗎？在台灣，曾經是一種奢望。

導覽解說結束後，我們走到旁邊一處相對新穎建築。建築隱隱傳遞出寧靜、莊嚴的氛圍，這裡就是「紀念碑廣場」，而「人權紀念碑」就位處其中。紀念碑碑體以一塊塊個別碑石鑲於其中。每塊碑石刻有1947年至1990年間，遭槍決、無期徒刑、獄中死亡，以及黑牢囚禁的受難者姓名，總共7977位。每一塊碑石除了受難者姓名外，還在左上角刻上受難時間，若這一區年份塗上深紅色，代表被宣判死刑，並執行槍決的人，共有1117位。紀念碑上的受難者名單，是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」向提出申請者或是他們的家屬徵求同意後刻上的，受難名單目前尚在增補中。 

紀念碑廣場，隔離與禁錮，自由與民主

人權紀念碑，這面牆上為被宣判死刑受難者，並執行槍決，共有1117位。

紀念碑碑體以一塊塊個別碑石鑲於其中。每塊碑石刻有1947年至1990年間，遭槍決、無期徒刑、獄中死亡，以及黑牢囚禁的受難者姓名，總共7977位。紀念碑以年份做為分類，其實也從年份的石碑人數，可窺見政治演變，1980年後人數已大幅將低。

牢裡面的犯人，牢外面的罪人，誰善？誰惡？碑石上每一個不認識名字，都是一個破碎家庭的血淚故事。小朋友曾經問我，香港警察為什麼那麼壞？我沒辦法回答那個問題，壞的其實不是警察，而是權力。離開園區的時候，我只跟小朋友說，以後如果你沒本事，那你要感謝名字刻在石板上的那些人，因為你不會再遇上那些鳥事，而如果你以後天縱英才，那也要永遠記住，不能對人做那些恐怖的事。